我的红军裁缝父亲

　　2026年9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上，一台手摇缝纫机，吸引了观众目光。

　　黑色机身，铜质摇把，金色花纹。它安静地蹲在展柜里，展签上标注着一行小字：

　　“红军裁缝”葛接调挑着四五十斤重的德国“飞人牌”手摇缝纫机随中央红军从于都出发……

　　很长一段时间里，葛江洋对父亲葛接调的这段历史知之甚少。

　　“我父亲长征的故事很简单。一个是二万五千里从头走到尾，一个是带了一台缝纫机，做了裁缝。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吗？没有。”

　　在这场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远征中，父亲那一页的主角，是一台缝纫机。

　　很多年后，葛江洋才慢慢明白，父亲这一生真正值得讲的，从来不止于此。

　　(一)

　　故事，起源于赣南群山的褶皱里。

　　1913年，葛坳乡牛颈村添了个男娃，取名接调。

　　6岁丧父、家徒四壁，姐姐被送去邻村做童养媳，母子俩靠乞讨为生。9岁那年，母亲将他送进县城学裁缝，只为“混一口饭吃”。

　　扫屋、倒夜壶、穿针、递布……葛接调从最琐碎的杂活学起。十五六岁出师后，他回了村。

　　2005年葛江洋第一次回老家，村里有老人还记得：“你爸是葛裁缝，高高的，帅帅的，手艺不错，人也很仗义。”

　　这里，是父亲最初生活的地方，也是他走上革命道路的起点。

　　葛江洋曾问父亲，为什么参加革命？

　　老人回答得很干脆：“抗租子”。

　　“上无片瓦，下无寸土”，这是当时赣南普通老百姓的凄凉境遇。当年，葛接调家的房子也被迫用来给地主抵债。

　　1928年，于都桥头乡，一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暴动撕开了如磐暗夜。葛接调也放下针剪，拿起刀枪，投入革命的滚滚洪流。

　　“我父亲后来常说，只有跟着共产党走，穷人才有活路。”

　　(二)

　　1929年，葛接调随红军转战福建。打下长汀县城后，红军筹得部分军饷，接收了一批缝纫机和布匹。

　　当时，红军还没有统一的军装，战士们的穿着五花八门：有缴获的敌军制服，有的穿短打、学生装、长袍马褂，甚至有人衣不蔽体。前委当即拍板：就地组建临时被服厂，赶制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第一套正规军装。

　　“父亲说过，红军要成立被服厂，问有没有会做衣服的人？他就主动要求参加，回到老本行，又做起了裁缝。”

　　一个乡下裁缝的手艺，被用在了改天换地的大事上。这套军装整体呈灰蓝色，中山装、西装裤、八角帽。因适逢列宁逝世5周年，前委便决定把军衣的红领章缀上黑边，以表纪念。

　　四千套军装，就此成型。

　　多年后，葛江洋问：“当时您做了几套？”父亲答得平淡：“都是分工作业，我主要负责上领子、上袖子。”

　　上领子、上袖子，是手工裁缝最见功力的两道工序。

　　换上新军装的红军队伍，接受了隆重检阅。阅兵式上，将士们队列整齐，士气如虹，可葛接调身上穿的，仍是补丁摞补丁的旧衣。

　　“父亲说，当年军装数量有限，紧着前线战士穿，他是干后勤的。他的语气里没有委屈，只有坦然。”

　　上世纪80年代，葛江洋在部队工作，领回了“85式”新军装。父亲盯着看了半晌，“你们现在领章镶金边，我那时候做的军装镶黑边。”葛江洋当时还感觉很奇怪，后来查资料，才知道其中缘由。

　　(三)

　　1934年10月，于都河畔，中央红军踏上征途。葛接调挑着一台缝纫机，走在这支队伍的行列里。

　　他也想“扛枪”。

　　“出发之前，看有战士领到枪，也去要，结果他们不给，说‘你是裁缝，给你台缝纫机’。”

　　一边放着缝纫机，一边放着蜡线、油壶等配件和行囊，葛接调挑着一条扁担，踏上了征途。除了“跟着走”，他还在行军和作战的短暂休整时，转起缝纫机，给战士们缝补军装。

　　雪山脚下，葛接调怕凛冽寒风冻住机油，便把缝纫机用油布包裹好，死死捆在背上，手里攥着扁担，一步步往上爬。

　　“我父亲很自豪，说自己身体好，爬雪山时还能帮别人一把。”

　　“我父亲感慨，人家遇见水坑，一蹦就过去了。他抱着这缝纫机，跳不起来，只能绕着走，说不好哪一步脚底下是路，哪一步脚底下是沼泽。”

　　新中国成立后，邻居家新买了一台缝纫机，请葛接调帮忙调试。他凑近一看，眼睛倏地亮了：“这就是我长征路上挑的那个牌子的缝纫机，一个人身上插着两个翅膀。不过，我那台缝纫机没有腿(踏板)，靠手摇。”

　　那是一台德国产的“飞人牌”手摇缝纫机。

　　葛接调和他的战友们没有翅膀，却靠着一双双“铁脚板”，走过二万五千里传奇征途，在黑暗里走成光。

　　有人问他，长征路上那么苦，为什么不把缝纫机扔了？

　　“乱弹琴！”

　　这是葛接调的习惯用语。

　　“缝纫机就是我的枪，战士能把枪扔了吗？”

　　(四)

　　长征结束后，葛接调先后担任八路军总后勤部被装科科长，东北人民政府财政部被服局局长、沈阳军区后勤部油料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

　　1953年，阔别二十多年后，葛接调终于回到了家乡牛颈村。

　　等待他的，却不是团圆。

　　“姑姑告诉父亲，‘你参军走了以后，我们家就被人欺负，母亲也被国民党反动派打死了’。姑姑还掏出了一件血衣，那是当年奶奶死后，她偷偷藏下的。”葛江洋回忆。

　　葛接调浑身发抖，从同行的警卫员身上拔出枪，朝天连放数枪。

　　砰……砰……砰……

　　故乡，变成了“望乡”。

　　听闻葛接调回来了，乡亲们带着孩子们涌来：“这就是当年谁谁家的孩子，他父亲就是跟着你走的。现在你回来了，他们的父亲在哪？”

　　当年跟随葛接调一同参军的，还有同村62名子弟。新中国成立后，能打听到下落的，只剩两人。

　　“这时，我姑姑拉过一个孩子，名叫葛燕伦，‘你跟着部队走了以后，也没个音讯，母亲以为你也不在了，就临死前做主将他记在你名下，给老葛家续个香火。’”

　　葛江洋听母亲讲，当年她想把葛燕伦接到东北，父亲却摇了摇头。

　　“不是不想管，是无法面对。村里那么多红军后代，如果他带走了这一个，那些孩子们怎么办？”活下来的人，也有自己的亏欠。

　　靠着葛接调的汇款与族人的帮扶，葛燕伦在牛颈村长大成人，娶妻生子。葛燕伦的儿子葛九长，对从未谋面的爷爷，有一种说不出的亲近。

　　“从我懂事开始，爸爸妈妈就会给我讲爷爷的故事。”

　　葛九长说着说着，声音低了下去。

　　“他那一代人，太苦了。我很崇拜，但也很心疼他。”

　　(五)

　　在葛江洋的记忆里，父亲是个“很轴”的人。

　　1946年，在哈尔滨工作期间，葛接调与东北军政大学女学员何洁相识。

　　“我母亲叫何洁。她原来不叫这个名字。她说，‘我参加革命，要追求真理。何为清洁？我要找到一个洁白的人生’。”

　　一个是大字不识的江西老表，一个是书香门第的东北才女，命运的针线，将两人巧妙地穿引在一起。

　　葛接调喜欢何洁，却苦于不会写信。好战友看出了葛接调的心思，就出主意：“你口述，我执笔”。

　　一封封由战友代笔的情书，送到了何洁的手上。何洁展卷一读，觉得这个老红军很不错，朴实，有文化，也提笔回信。一来二去，两人定情。

　　谈婚论嫁时，葛接调坐不住了。他把何洁约出来，闷了半晌，说了实话：“那些信，不是我写的，是战友帮我写的。话是我心里想说的，但我不识字，写不出来。我不能骗你。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何洁没有后悔。

　　“我母亲其实是被我父亲的人格打动的，她觉得这个走完长征的男人‘靠得住’，‘那就认了吧’。”

　　在葛江洋看来，母亲不是认了几封信，而是认了一辈子。

　　“她总说，你爸管了一辈子军需，没有穿过绫罗绸缎；他管吃管喝，自己没有吃过山珍海味。他真是个裁缝，一个心眼一根筋，一根蜡线一根针，就是个死心眼。”

　　一根蜡线，穿进针眼，拉过去，从此一条路走到底。那是裁缝的手艺，也是葛接调这个人的活法。

　　(六)

　　江西牛颈村村口，一座葛接调的半身石像，立在婆娑树影里。

　　“这里，差不多就是我家祖宅的位置。”

　　石像的父亲，神情安然，身着笔挺军装。但葛江洋始终记得，军装之下，是一具弹痕累累的身躯。

　　“父亲晚年，我给他搓澡时，清楚看到他身上有五处负伤：腰上、腿上、肚子上，还有一处从右下颚贯穿，击碎了左肩胛骨，弹片也卡在里面，直至去世。就是这一枪，让父亲左手再也举不起来，拿不了枪了。”

　　葛接调也因此被评定为二等乙级残疾。

　　雨中，葛江洋用纸巾轻轻擦拭着石像，“就像是在给我爸搓澡了……弥留之际，父亲说他想回家，到村口开个裁缝铺，为乡亲们做衣服。”

　　走得最远的，往往是最想回家的人。

　　1996年，83岁的葛接调在沈阳因病逝世，安葬在沈阳回龙岗革命公墓，丧仪一切从简。

　　这个管了一辈子军需的人，走的时候，和来时一样清白。

　　而父亲心心念念的“裁缝铺”，真的在家乡开了张——如今，纺织服装产业已是于都的支柱产业之一，年营收已突破千亿元，带动就业近20万人。

　　“我很欣慰，父亲的愿望也算实现了。”葛江洋说。

　　作为葛接调的孙辈，葛九长接过了那根蜡线。他在于都一家服装企业担任生产组组长，管理带教着十余位制衣工人。凭借多年打拼，他在家乡盖好了自建房，供一双儿女读完大学，步入社会。

　　“我很想给爷爷做一件军装大棉衣。长征途中，红军衣服很单薄，我希望他可以穿得暖和一点。”

　　针线绕了一大圈，又回到了故乡。

　　(七)

　　1934年10月，于都河畔，东门渡口。

　　那个秋凉的夜晚，21岁的葛接调，踏上了那条自己并不清楚终点的长路。

　　出发那一晚，他想的是什么？

　　“关于这一点，父亲没说过。但是我想，战士们的心情都是非常复杂的。他们是不愿意走，又不得不走，更多的人就是‘跟着走’。”

　　晚年时，葛接调患有脑萎缩，有时候甚至连子女都认不清。他却始终记得，长征出发的那天晚上，很冷，很冷。

　　那晚，战士们踏上浮桥，悄声渡河。身后，是渐行渐远的家乡灯火；前方，是一切未知的漫漫征途。从此，山高水长，再回已是故人稀。

　　路，还在继续。

　　葛江洋也曾想过，如果可以穿越时空，最想在父亲人生的哪个阶段，与他重逢？

　　答案几乎没有犹豫：父亲刚刚参加革命，跟着共产党走的时候。

　　“那时候我要是在的话，肯定要跟着他走。义无反顾。”

　　1958年，葛江洋在沈阳出生。受父亲感召，他曾投身军旅，2006年转业后，他义务担任于都长征源宣讲团团长，向全国各地的人们讲述“父辈们的长征”。

　　葛坳乡一所小学操场，一棵浓荫如盖的香樟树下，葛江洋给我们讲完了红军裁缝父亲的故事。从秋蝉阵阵，讲到细雨纷纷，直到月上树梢。

　　如果在梦里与父亲相遇，最想说什么？

　　葛江洋想了很久。

　　“我也来了。我也在走。”

　　92年前，那个挑着缝纫机从于都河畔出发的年轻人不会想到，九秩回望，他的后辈依然在以不同方式，走在各自的长征路上。

　　“不是每个人都要干惊天动地的大事。把手上该做的事扛下来，就是信仰。”葛江洋说。

　　从葛接调到葛江洋，再到葛九长……每一双后来者的脚，都在替那个夜晚出发的人，多走了一步。

　　一步，又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