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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朝霖：“黔南水书走向世界”首先要自知自信

“黔南水书走向世界”首先要自知自信

潘朝霖

　　召开“黔南水书走向世界”交流座谈会，是一件大好事。这是从水书作为契入点，加深对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认识，加深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知。会议召开，也是对省委书记徐麟在黔南考察时对水书文化向纵深研究重要讲话精神的落实，也是对黔南州委宣传部关于《黔南州水书和水文化保护传承暨开发利用重大工程工作方案》的积极呼应。

　　潘朝霖教授在座谈会上发言

　　水书于2022年11月26日入选亚太地区记忆名录，这是值得庆贺的大事。东巴文和水书都是2002年获得国家古籍名录称号。第二年东巴文就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相比之下，水书晚了十多年。水书要获得世界记忆遗产名录，还有艰难的路要走。坚信水书一定能跨过这级台阶，进入世界记忆名录。

　　“黔南水书走向世界”，我们自己要充分认识水书的价值。国家对水书十分重视，根据特性对水书命名有“水书文献/水书习俗/水文”三种。这是中国绝无仅有的特例。由此可见水书的特殊性、神奇性、神秘性。本人有幸亲历相关的申报工作，深感荣幸。

　　贵州省民委承接国家重大课题《贵州省少数民族文物图谱·贵州卷》，组织专家到博物馆核实1958年在赫章县营水公社布依族村民征集的《百摩书》。布依学者认为，通过比对，《百摩书》与水书属同一种文字符号系统，与广西平果县发掘的石刻文字相同。

　　“与水书属同一种文字符号系统”现象，我们称为“类水书”。

　　《百摩书》一类典籍，古代在贵州境内，云南巧家、东川到丽江一线布依族地区盛行。云南禄劝县的彝族古籍，广西壮族的古摩经，平果县甘桑石刻文字等，都使用“类水书”的文字体系符号。

　　布依、壮、彝的这类古籍，已经无人释读，成为珍贵的文化典籍遗存，只有水族还在活态传承，传世有3万来册。“类水书”多民族典籍，这是黔桂滇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和睦相处，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的重要典籍物证。

　　水书及“类水书”的多民族古籍的字体与甲骨文字形很相似，因此有人认为是模仿甲骨文创制的。其实，咸丰十年（1860），西南大儒莫友芝就在北京发表水书研究成果。39年之后的1899年首次才发现甲骨文。

　　水书的创制与水族族源有关系。国家民委修订版《中国少数民族》载，水族发祥于中原睢水流域，“水书是夏商文化的孓遺。”

　　岑家梧、张为纲等先贤认为水书“水书乃水家固有之文化，非得自外传者甚明”。水书与古代殷人甲骨文当有若干姻缘关系。西南大儒莫友芝先生认为水书是先秦最简的古文字，“其初本皆从竹简过录，其声读迥与今异，而多合古音……。”研究西周虞国钱币文字要“水书竹历参摩研”。

　　2017年5月，人民出版社出版蒋南华、黎斌《中华人文稽考》载两篇长文章：《水历是中华远古历法的“活化石”》《水文是一种比甲骨文更早的远古文字》。认为“水文是一种比殷商甲骨文、金文更早的远古文字。它始创于公元前四千余年的帝喾高辛时代，发展、流播于唐虞夏商之初，它在中国文字的发展史上曾经起到过上承“三坟”，中通“五典”，下启“甲骨”的伟大作用。”

　　《中国民族古文字图录》专家推断，“‘类甲骨文’的水书字体创造于公元前16至11世纪的殷商时期，行文体例也类似甲骨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政烺先生研究数字卦，数字卦数字集中’六、一’二字之下。这是水书创始人‘六一公’名字的来由。实质正是源于‘一六共宗’的河图洛书。“可以肯定，水书等少数民族文字也是由河图洛书为代表的原始数字卦演变而来的，……与河图洛书关系密切。”

　　贵州省长资金专项研究成果的《贵州世居民族迁徙史》载：“‘水书’文化和水族古文字与中原的殷商文明和甲骨文之间有着诸多的联系。” “这样的文化事实，只能说明‘水书’以及水族先民的来源当与华夏的初始文明圈有着密切的联系。”

　　著名的文字学家周有光在《世界文字发展史》中，将水书排在第一位，汉字排于第五位。这是水书文化特殊性及珍贵历史价值的体现。

　　中国社科院“中国殷商文化学会”2018年12月24日，“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已在睢县设置：“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睢水·水族文化研究委员会”。由首任会长、甲骨文专家、荣誉学部委员王宇信教授题写匾牌、并参加揭牌仪式及典籍典礼。2023年决定在河南睢县设置：“中国殷商文化研究基地”、“中国甲骨文、水书研学基地”。可见殷商文化的研究正从死的文物、文献向活态文化过度，从中原地区向西南边陲的水族地区倾斜。

　　从上述的信息反映，水书/水文创制的时空，可以界定在中原一带，至少与甲骨文、金文是同时代的文化产物。水族先民使用的文字，直到唐代发展成单一民族之后才贴上水族的标签。水书文化现象，与日本保留着和服、榻榻米、相扑等中原古文化，而源头地中原已失传现象极为相似。

　　研究水书，就是“中原礼失，求于诸野”的探寻，就是加深文化共同体的认知及探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好基础工作。因此，要想“黔南水书走向世界”，水族同胞和研究工作者，只有自知、自信之后才能自觉地推动水书的抢救保护与合理地开发利用。

　　为了更好地推动“黔南水书走向世界”，建议各地应着实修建好水书专题博物馆或者水书展示馆，从实物、影音资料、照片资料、书法资料、学习体验等方面落实抓好，办出自己的特色。

　　（本文系作者在《黔南水书走向世界》座谈会上的发言）

责任编辑：杨茜